“对了，国内球员的转会进行得怎么样了？有多少国脚愿意加入我们粤东大福队？”林诚颇为关心的问道。
他已经想起来了，今年联赛结束后，中国足协就会对转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把和国际足联接轨的自由转会制度调整为令人深恶痛绝的转会摘牌制度。
自由转会制度大家都清楚，只要甲方俱乐部和球员郎有情妾有意，开出的价钱又能令乙方俱乐部满意，就可以达成球员转会。
可这所谓的转会摘牌制又是个什么奇葩制度呢？
规则是这样规定的：每家俱乐部在“摘牌大会”开始前会把本队不再需要的球员“挂牌”，球员的名字被写在纸条上，贴在一面公示板上，当叫出一个球员的名字时，哪家俱乐部对这名球员有意向就举牌参与竞标。
这个制度，本来旨在打击当时很多俱乐部以高薪，房产等物质诱惑私下接触球员的暗箱操作，奈何事与愿违，成为了奇葩且不平等制度。
这种制度的存在，之所以不科学，就是让球员彻彻底底成为了商品和奴隶，在俱乐部面前，他们完全得不到应有的权益可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到底下家在哪儿，可谓完全靠运气。
即使是俱乐部本身，也无法得到自己心仪的球员。以往的自由转会制度，俱乐部只要足够有钱，就能把水平高的球员吸引过来，可实施了摘牌制度之后，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国脚级的球员了。
除此之外，转会费也并不透明，前申花老板吴晓辉曾透露，曾经为了摘得青岛队的陈钢，在酒局上都把对方喝趴了，从中就可以看出多么的不职业。
摘牌制度衍生出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摘了牌不一定就能如愿加盟球队，如果买卖双方的俱乐部没能谈拢价格，那么球员将左右为难，甚至会面临无球可踢的境地，当中也诞生了不少著名的牺牲品。
2001年，花城队曾经与哥哥彭卫国并称彭氏双雄的彭卫军，就成为了摘牌制度的受害者。
被青岛队挂牌的他，原本力帆和申花有意彭卫军，球员本人也愿意去效力，但是这个时候，沈阳金德出现了，他们拦腰截杀，抢得了彭卫军，但是接下来青岛与沈阳两支球队谈不拢转会费，在联赛开始前都还没能注册。
当时彭卫军要求足协给予说法，足协最终判彭卫军为金德所有，但与此同时，俱乐部要掏出260万人民币的转会费。
为了不掏这笔钱，金德俱乐部居然以彭卫军有严重肝炎来做文章，而事实上彭卫军仅仅是带菌者，也不具有传染性，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肝炎风暴事件，最终彭卫军在28岁时遗憾退役，远远没有达到人们对他的期待。
转会摘牌制度对林诚效仿“恒大模式”的组队计划同样极为不利，所以为了在转会摘牌制度推出前一年抢到足够多的国脚资源，他让陈亦名跟国家队的所有球员都进行了接触，以高薪奖金、房产别墅来引诱他们加入大福队。
陈亦名斟酌了下，说道：“去年年底我们就已经向连城万达队发去了转会报价，郝海冬400万，孙计海500万，张恩桦350万，李铭300万，徐宏200万，万达的王总表示郝海冬、张恩桦以及李铭是非卖品，孙计海和徐宏则可以谈，只要球员答应就成。”
林诚颇为关心的道：“那么现在谈妥了没有？”
陈亦名回道：“徐宏已经答应了，就是孙计海还有些顾虑，他不想打甲b联赛，还想出国留洋。”
林诚不以为意道：“你就跟孙计海说，我们在合同中可增加一个附加条款，只要有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看中他，俱乐部支持他去欧洲踢球，但孙计海至少得为我们大福队踢满两年才能提出留洋要求。”
林诚早就决定仿效阿布，去英超收购一支球队来玩玩，两年后再把孙计海运作到自己收购的球队去，可谓是一举两得。
陈亦名点点头道：“如果增加留洋条款，想必孙计海一定会答应的，毕竟我们给他开出的年薪高达两百万，这可比他在万达队拿的年薪多出三四倍。”
林诚笑道：“球员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踢十几年球就失业了，如果不趁着还能踢球的时候多挣点钱，将来老了那可怎么办？
反正我们就向所有拥有国脚的球队发转会报价，对方同意了我们就跟球员谈，只要钱给得足足的，我就不相信还有谈不下来的。
对了，除了万达队的徐宏、孙计海，其他球队的国脚转会谈的怎么样了？”
陈亦名回道：“申花队的祁红、吴承英，鲁能队的李晓鹏、国安队的徐羊，花城队的彭卫国、彭卫军兄弟都已经谈妥了，所有国内球员的转会支出超过三千万元，年薪支出超过一千万。
好家伙，这些国脚再加上贝贝托、卡尼吉亚、斯托伊科维奇三位世界级球星，我们粤东大福队可以组成全明星阵容了。
只是这么多的球员要来，我们大福队现有的球员该怎么办？他们和转会来的国脚明星实力差距相差太大了。”
林诚想了想，道：“等所有国脚和外援都到位后，我们大福队的主力阵容应该已经成型了，主力十一人为门将欧楚良，后卫线上，右边卫孙计海，左边卫吴承英，中后卫徐宏、迟明华；中场线上，李晓鹏右前卫，中前卫斯托伊科维奇、彭卫国，左前卫祁红，两个前锋则是贝贝托和卡吉尼亚。
你看，我们大福队连有国脚级实力的谢育辛、徐羊、彭卫军来了都得